2007-11-05╱聯合報╱第15版╱民意論壇

族群是瞭解當代台灣政治發展的重要切入點，如何處理族群議題則是民主政治深化發展的一大關鍵，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反省「族群語言」的思考陷阱，最近的骨灰罈風波就是一例。

族群語言是一種人為操弄的分類語言，主要是為了區分「我們」與「他們」，此一區分常是訴諸於想像的界線，多半和情感、語言、文化、地域、歷史記憶有關，但並不排除背後有利益分配與政治權力的糾葛。

族群語言強調的人群差異看似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質性差異，實際上是人為操弄的比較結果，讓我們只看到部分事實，忽略其他面向，因而帶來符合特定利益觀點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後果。

我們觀察到的族群語言共有四種，分別是沙文主義、集體動員、貼標籤、代罪羔羊等。

沙文主義式族群語言是一種優勢者的語言，常表現出一種傲慢與優越感，對於弱勢族群則顯露輕視與不屑。此類語言至少包括「番仔、福佬話就是台灣話、兩低一高（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年齡高）、吃檳榔穿拖鞋的支持者、英文不好沒有國際觀、外籍配偶應該少生一點、如果不是國民黨帶來的黃金台灣那有今天的成就？」

集體動員式族群語言則是希望凝聚群眾，轉化為行為（投票）或行動（參與遊行）的支持，也強調團體身分的區分。此類語言多是訴求於情緒和不滿，因此常被批評是一種情緒政治。相關的例子包括了「中華民國快滅亡了、四百年來第一仗、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四十幾年卻一句台語也不會講、欺負我就是欺負客家人、我若輸就是南部人的悲哀、我可以輸但台灣不能輸、過境不方便就是對於兩千三百萬人的羞辱」。

標籤式族群語言是為了區分異己，製造「非我族類」。沙文主義式和標籤式族群語言都是要分化內外，關鍵在於前者是藉著貶抑對方來強調我群優越感，後者則是對於他群強貼「非我族類」的標籤，以求達到政治審判、社會排除和文化區隔的效果。貼標籤是一種廉價的政治手段，也是思考論辯的歧路，因為只要找到「標籤」就不再需要對話與反省，也犧牲了公共論述的品質。相關例子包括「台灣狗、中國豬、中國琴、西進昌、新賣台集團、一中二人組、一號台灣人二號中國人、土狗與貴賓狗、本省人憨厚外省人奸巧、台獨理論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借屍還魂是由皇民化很深的台灣人來推動」。

代罪羔羊式族群語言則是讓「非我族類」承擔不必要的責任與誤解，藉以維持族群之間的位階秩序和政治控制。代罪羔羊的尋找是優勢族群為了掩飾問題、轉移焦點的一種推論方式，將「非我族類」視為自身困境的禍源和政經問題的病因，將複雜的公共議題簡化至如血緣、地域或是移民前後等看似非常「簡單」的原因。相關例子包括「外籍配偶應該少生一點、越南新娘應該檢查生化餘毒、外省人來太多、老榮民是米蟲、新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外勞造成犯罪增加、大陸新娘應召色情行業猖狂、大陸農產品拖垮台灣農業」。

上述四種族群語言看似不同，彼此之間卻存在相互取暖的政治空間，也共構起了族群政治的操弄舞台。我們相信，反省「族群語言」的思考陷阱及其社會影響有助於公民意識的提升，也是深化民主政治的重要工作。